小时候很喜欢看《樱桃小丸子》。动画里丸子爷爷奶奶跟儿子媳妇住一起，爸爸出去工作，妈妈顾家理内，三世同堂。
这部动画来源于作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童年记忆。那个时候，老人大多和后代同住，吃住无需花销，养老金作为日常的零花钱取用。
四十多年过去，日本进入老龄少子化时代，三世同堂的居住模式不再普遍。1980年三世同堂的比例为60%，2013年为10%左右。若丸子爷爷在此时进入老年生活，而且还是孤身一人，他的养老金将是他所能仰仗的全部收入，还得自付食宿和必要的医疗服务。
日本在2007年65周岁以上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21.5%，进入了超老龄社会。《老后破产》是日本NHK节目组在2014年所制作的纪录片，我看的是节目的文字版。里面记录了多个因养老金无法负担支出而走向老年破产的生活实例。
当时片子所拍摄的老年人年轻时大多经历过七八十年代日本的高速发展，有个体户、手艺人、公司职员等。书中频繁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年轻时好好工作，为什么换来的是面临破产的晚年？
展开剩余88%基于这个问题，我想对本书做个总结，范围仅就本书在当年所呈现的案例。大致来说，无论结没结婚、有没有家人孩子，都有可能走向老后破产。
首先略述当时日本的养老金制度。
除公务员外，普通居民的养老金分两部分，一为国民养老金，原则上所有20-60岁的人都要加入；一为社会养老金，由企业正式员工加入，保费由企业和员工对半支付。
书中对几位老人的晚年收支有列出简表。先来看收入最高的武田先生（70多岁）。
武田先生早年在自卫队，之后在大型面包公司上班。离婚后便和妻子孩子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亲密交往的朋友，一直一个人在公寓生活。据当时对独居老人养老金收入的分析结果显示，有近半数老人的月收入在10万日元以下，武田先生的收入已经是高于平均值了。
从表可见，房租、水电、生活费等必要支出占到了收入的83%。另外，武田先生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因而每月的医疗费用较高。为了省钱，有时候只能靠喝水果腹。但营养不良又会加重病情，直至虚弱无力被抬上救护车。钱没省多少，反而恶性循环般地产生越来越多的医疗费用。
表中的“保险”一项为上门护理服务制度的支出。依老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护理保险共分5级，服务内容依次增多，费用也依档提升。如果交了护理保险，那本人只需负担一成费用。期间武田先生因费用不够断了保险费，导致他现在必须得负担三成。
武田先生代表了很多老年人为了省钱忍着不去医院或减衣缩食，但最后反而医疗费用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
在如下菊池女士（80多岁）的收支表中，其他费用已然耗尽养老金，护理服务只能从存款中支取了。
早年，菊池女士一边随丈夫的建筑公司做事情，一边抚养孩子。但未婚未育的儿子四十几岁时无故在家猝死。菊池女士晚年因为有和丈夫两个人约13万日元的养老金，生活并无大碍。
几年前老公因肝癌离世，养老金收入变少，菊池女士又患有风湿，脚肿得下不了地，一个人无法自理，只能增加护理服务的支出。当时菊池女士的护理等级为2级上限。
每周一次会有人员上门来为菊池女士做身体保健护理，每天上午会有家政护工来家里做好早午饭、清理便携厕所、打扫晾衣等，但时间只有1个小时。护理服务的时间其实远远不够。
如若要在中午去冰箱拿午饭，菊池女士就得自己一个人抓着扶杆费力把自己从床上拉起，忍着腿部剧痛借着步行器慢慢挪动，光调整呼吸就几乎耗费了全部力气。虽然家有阳台，但因为那里有个小小的台阶，步行器根本去不了，还有可能会摔倒，老人家只能隔着玻璃，远远望着外面的世界。
菊池女士有40万日元的存款，存款一天天在变少，她无力承担再高一级的护理费用了。摄制组后来再次联系菊池女士，发现她住院了，最终护理等级被评定升为3级。一省再省，结果还是要为升级的护理服务支付更多费用。
当菊池女士的存款消耗到只有5万日元时，她只剩下了一条路，那便是申请“生活保护制度”来维系生存。
生活保护制度下，一位老人会有每月13万日元的补助，而且医疗费、护理费都可免费享用。听起来很好，但，并不是所有老人都会自愿去申请。
比如书中访问的田代先生（83岁），他的房租每月是6万日元，加上生活费已然每月月光。他认为自己有养老金，所以申请不了生活保护。但其实如果他将房租调整至5.4万日元以下，他是可以申请生活保护来补足养老金来达到每月13万日元的收入的。
一部分老人是如田代先生这样对政策不了解，以为有养老金就不能申请了。而另外一部分人是如菊池女士一样有着自己一辈子的存款或住宅资产，而生活保护制度是面向无存款或无资产群体，一旦要申请，意味着要先耗尽存款或放弃名下住宅，在资产一点点消失的不安全感中度日。
如下是川西先生（83岁）的晚年收支表。
川西先生15岁便跟着父亲学做木匠，没有正式进入企业工作过，因而没有社会养老金的部分。因有前列腺癌史，川西先生每两个月就要打抗癌针，再加上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治疗，每月的医疗费护理费也是居高不下。尽管一餐的费用已经尽量控制在100日元以内，还是入不敷出。
川西先生没有结过婚，有个分开过的弟弟，弟弟自己尚且要全力以赴地生活，帮不上哥哥什么忙。每个月3万日元的赤字，川西先生的存款5年就会见底。但要接受生活保护得先卖掉自己亲手搭造的房子。他害怕失去这个家。这也是川西先生抵触生活保护制度的原因。
除了生活保护制度，对于拥有房产的老人还有一项“逆向抵挡”制度。老人以自己的房子作为担保，政府借钱给他们，合同到期或到期前去世了，就把房子卖掉偿还借款。虽然这样可以在自己家里一直住下去了，但如果活的时间足够长，长到合同到期，那就得一次性还清借款，或者到时房子会被没收，长寿成了噩梦。
还有一种情况是兄弟姐妹尚在，不想要亲人卖掉祖宅从而失去继承机会，比如一个人生活的谷口先生（不到75岁），过着卧床不起的生活，但他无法享受到更多生活保护下的免费护理服务，因为弟弟不想要哥哥卖掉祖宅。弟弟每个月会来看望哥哥一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哥哥为了照顾亲人的意愿，也无法完全自己做主。有亲属，反而让政府机构更难以提供支援。
另外，有孩子，也可能会让两代人都陷入生存困境。
如下是泽田先生（62岁）的晚年收支表。
泽田先生早年经营宠物店，但在55岁时，母亲的老年痴呆症恶化，泽田先生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虽然使用过护理保险，但日子并不轻松。后来母亲越来越离不开人了，泽田先生最终关了店，两人依靠母亲的养老金过着。一年后母亲得偿所愿在家离世。而此时，年过50的泽田先生却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期间，泽田先生还经历了一次脑血栓，经过康复训练，自此出行得依靠拐杖。为了生存，泽田卖掉了老房子，但因为没有亲人在世找不到租房保证人，无处可租的他最后搬去了面向“背包客”的便宜旅店里。
泽田先生的养老金要到65岁才发放，因为中途一度无力交保险，泽田先生能领到的养老金也就一两万日元左右。存款度日的泽田先生成为了老后破产的“后备军”。
一些子女是像泽田先生这样因为照顾老人而不得已离职，一些子女却是因找不到工作而靠着父母生活。
东京的一个三口之家，父亲木村先生（87岁）已是卧床不起，母亲千代女士（85岁）一边请护理服务一边照料老伴儿。家中有一个50多岁的儿子，几年前因公司裁员便失业在家，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从不跟其他人交流，母亲在门口放上饭菜，也不知道儿子是什么时候吃完的。
三口人就靠着父母捉襟见肘的养老金生活。千代女士一直担心儿子的将来，如果他们去世，那儿子便会立马没有了收入。
父母和中年无业子女同居的家庭在当时的日本增长显著。在另一个案例里，失业在家的儿子还有虐待母亲的嫌疑。不仅是老后破产，老人晚年的精神生活也在走向孤独无依。
好几位老人都有过还不如死了的想法。如果长寿的尽头是剩下自己一个人日日挣扎在生存边缘，那长寿便是一场噩梦。如本书封面所说：“人总有一死，那还不如早点死死干净。我根本不想要什么长命百岁。”
至此简单描绘了书中几个受访老人的例子。抛开当时日本社会的深层变化不谈，仅就本书而言，促成老后破产的因素大概有：
1、对日本福利政策的了解不明晰。比如对于有住宅的老人，如果房屋已经老旧或土地价格非常便宜，也是可以继续住在家里接受生活保护的，而不是绝对的不可以。政策时刻在变化，具体要去到当地的福利窗口进行了解。
2、对养老金制度不了解。书中有一位老人因为早年提前提取了养老金导致晚年无法获得收入，这是早年对政策的盲目认知所导致。
3、晚年的收入组成单一。大多数老人都只有养老金收入，而居住环境的房租、生活费等花费较高，如若加上医疗，抗风险能力着实较弱。
4、身体患有疾病。除了生活费，支出的大头多是医疗费护理费，可见若身体健康可省下很多花费。
5、不愿放弃祖传资产。比如有一位农村老人，尽管生活拮据，也不愿放弃祖辈传下来的田地，宁愿省钱过日子也不愿接受生活保护。
6、不想麻烦他人的自尊心。在部分老人的观念里，接受生活保护或护理服务是有损颜面的事情。
7、有不靠谱的家人或亲戚。
当然，个体现象背后必然关联着社会变化的大背景，90年代后日本下行发展的经济、少子化的家庭结构等，老后破产是否是社会浪潮裹挟下的个体命运？
回头看我们自己。据《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5）》，2024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15.6%，预计在2032年左右我国将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到时会发生老后破产吗？我们该如何面对遥远又迫切的晚年生活呢？从以上例子来看，估计从现在起就得身体保健、资产组合两手抓了。
读此书时，几度动容于晚年状态的无依和孤独，原本就无长寿意愿的我决定好好照顾身体、好好活下去，不为自己，为了爸妈的晚年有依。
撰文/王大安
记录探索真实自我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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